中国式自杀——自杀的现状及自杀干预现状调查
今年９月１０日，是世界第五个“国际预防自杀日”。尽管这个特殊的日子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非常陌生，但这个日子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却非同寻常——
中国是世界上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超过1/4为中国人。
关于自杀的一些调查数据
2007年初，北京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报告，其中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由此造成的疾病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17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16.2万未成年人因此失去母亲或者父亲。专家认为，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十余年，甚至会持续影响他们的后半生……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报告还指出了中国的自杀特征：自杀者79%居住在乡村，28%从未上过学，58%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47%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亲戚、朋友、熟人有过自杀行为，63%有精神障碍，27%有自杀未遂既往史，仅9%在精神科就诊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８０％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诱发自杀的首要负性生活事件，也就是诱因，是夫妻不和，其次是经济困难。
根据专家对中国自杀者进行心理解剖分析，发现中国自杀者有以下特点：
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自杀者79%居住在乡村，28%从未上过学；
自杀着女性多于男性，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２．５：１；
诱发自杀的首要负性生活事件是经济困难４０％，诱发自杀未遂的首要负性生活事件是夫妻不和６２．４％。
58%的自杀者为服用农药或鼠药，７５％的死者家中存放有上述毒药；
47%的自杀者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亲戚、朋友、熟人有过自杀行为；
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其中８０％是抑郁症，仅9%在精神科就诊过。
曾和死神交过手——自杀未遂者访谈
石生明：有希望的人才会活着
2006年夏天，41岁的石生明决定去死。
他用了一个月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周全的安排。
首先夜里上桥勘测位置，这对于他来说很重要。他必须要准确无误地跳进长江，让湍急的江水把自己带走，才能干净利落地消失，不给家人带来处理后事的麻烦。而他还不能晚上去跳，因为一夜不归的话，家人就会担心，要到处寻找。其次他还得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离家，他告诉妻子说，过阵子会跟别人去外地做生意挣钱还债，好几年都不会回来。
一切就绪，石生明站在大桥中央，那一刻他没有害怕，没有痛苦。甚至，他感到幸福，因为，孩子已经救活了。
“除非你死，否则别想赖”
十几年前，石生明离开安徽老家来到南京，做起了收废品的买卖。日子渐久，生意有了点规模，他结婚生子，最后连户口都从农村老家迁到了南京。石生明做了城市人，废品生意蒸蒸日上，手里10多万存款，他计划着增大投入，好赚更多的钱，买房子，供孩子将来上大学。
谁想到两年前孩子患了白血病。为了给孩子治病，石生明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四处借钱，急疯了连高利贷和黑社会的钱都借。花完借来的十多万后，孩子的病终于治好了。
从孩子得救的喜悦中清醒过来，石生明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身陷绝境。做生意的本钱早就搭进了医疗费里，而且生意因忙于给孩子治病而停顿多时。这形成恶性循环，没本钱收废品就只能借钱度日，债务越来越多，更无法重振旗鼓。面对这样一个境地，石生明不知道如何是好，从过去生活经验里也找不到有什么人或者机构可以来帮助自己。前所未有的孤立无助深深地裹住了石生明，债主们不择手段的逼债更是把他推向深渊。欠债还钱是天理，石生明没想过不还，只是连收废品的本钱都没有了，他根本想不出短时间里如何去筹措十几万。债主说，除非你死，否则别想赖。
这句话是个巨大的启示，人死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石生明用了一个月时间来权衡，选择。他需要想清楚一件事情，用自己的命来消除债务，换取家人的解脱，值，还是不值。
最后权衡的结果是值。“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还不了债。还不如死了，让老婆和孩子解脱。而且我也没有遗憾，我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就这样，石生明离开了家，一步步向南京长江大桥走去。
临死前，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石生明往大桥正中央走的时候，陈思就已经注意到他了，“目光无神，神情麻木，一看就是想自杀。”
陈思跟定了石生明，劝说他离开大桥。石生明盯着江面，看都没有看陈思一眼，他甚至很不高兴，骂陈思说“这大桥又不是你的。”后来陈思的一句话打动了石生明，陈思说：“你去打听打听，在南京，没有我陈思摆不平的事，无论感情问题，还是欠债还钱。”
石生明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他跟陈思去了桥底下的小饭馆，几杯酒喝下去，事情就全部讲出来了。陈思肯定地告诉他，没问题，一定有办法帮忙。
当然，这是一个谎言，并且是一连串谎言的开始。陈思每天下班后过去找石生明，请他喝酒，边喝酒边聊天，说正在找朋友帮忙贷款，等款贷下来后石生明就有本钱做生意了。这样一天天喝着酒，尽管陈思说的一桩桩能够帮助石生明东山再起的事通通都没有下文，但他还是相信着，等待着。在这个绝望的男人眼中，陈思就是希望，惟一的希望。
半年后，石生明终于发觉陈思在骗他。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时间把最初走投无路的感觉淡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陈思还是通过媒体让石生明得到了一些帮助，在舆论的压力下，债主的行为也收敛了些。石生明开始重操旧业，虽然本小利薄，总归是能够挣钱了，能挣钱就能还债，能还债就能有尊严地活着。
石生明看到了希望，他决定活着。
“绝望时刻，有人来给你指一条路，那就是希望。”
活着并不容易。实际上，石家生活的基础被孩子的病完全摧毁了。
石生明新的废品收购门市就设在南京长江大桥不远处，那并不是像样的门脸房，只是在一大堆废品旁边用砖头搭建了一间几平米的简易房。房里有一张吃饭的桌子，两张凳子，没有床。晚上把桌子收起来后，石生明的老婆、孩子才能打地铺睡。倚靠着小屋的墙，又搭了一个棚，棚里胡乱堆放着些破铜烂铁旧钢丝，还有一辆报废的摩托车。这些是贵重废品，石生明担心被人偷，就在旁边支了一张小床，每晚守护着它们。这些废品价值4000多元，卖出去后能挣1000元左右。每个月算下来，石生明大约有2000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四口。
10多万的债依然压在他的肩上。那次自杀未遂被陈思送回家时，债主正好登门要债，听说石生明自杀，笑着告诉他，“你放心，你如果真死了，我们绝对不再找你老婆的麻烦。”但石生明不死了，他开始一点一点地还债。
摧毁了的生活要重建很艰难，虽然决定活着以后，石生明再没有想过死，但情绪有时特别低落，他需要和陈思说话。两个人坐在小饭馆里，喝酒，聊天。石生明觉得陈思懂人的心理，特别了解像他这样的中年男人的心思，话随便说着说着，就能把一个人心里的结给打开了。只有那样的时候，平素焦眉烂眼的石生明才会有低眉顺眼的微笑。
小饭馆喝酒很便宜，二、三十元，石生明有时候身无分文，他依然坚持要付帐，叫老板挂着，等他有钱了来结。石生明很清楚，在陪伴他喝酒那半年，陈思花了不少钱。
石生明还有一个愿望：等到欠债还清那一天，上桥做义工，像陈思那样，把预备自杀的人拉回来。因为石生明用一年的时间想明白了一件事，虽然当初他选择自杀是对的，至今都不后悔，但陈思救下他后，他发现自己打心眼里还是愿意活着。
有希望的人才会活着，石生明说，绝望时刻，有人来给你指一条路，那就是希望。
“要么母亲恢复正常，要么整个家跟着毁灭。”
——一个自杀未遂者家属的回忆
本刊记者 曾榛
母亲自杀未遂尽管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如今讲起，高小姐依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到现在都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妈半夜忽然打开窗户，站到窄窄的窗台上，她两眼发直。我翻身跳起，猛地扑过去将她的双腿抱住。可她那会儿力气出奇的大，我可以说是和她搏斗了半天，才把她拖下窗台。我和她倒在地上，我尽管已吓得浑身瘫软，但依然死死抱住她，直到我父亲和妹妹冲进来……”当时，高小姐的母亲患有重度抑郁症。“她得抑郁症完全是因为受了刺激。她在单位是负责财务工作的，一次单位被盗了２０多万元现金，她成了首要嫌疑人，每天都要接受警察、单位领导的反复审问。后来案子破了，她清白了，但她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第一次自杀未遂后，高小姐的母亲又反复多次实施自杀行为，尽管都被救了下来，但高小姐一家的生活却从此变得一塌糊涂。“我、妹妹和爸爸，必须２４小时对妈妈进行贴身监护，防止她再次自杀。”为了照顾母亲，当时已经考上大学的高小姐不得不放弃就读；面临高考的妹妹也因此辍学；父亲在单位办了病退。“那时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主题，防止母亲自杀，治好她的抑郁症。母亲患抑郁症的７年间，我们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慌的状态，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生怕一睡熟，母亲就去自杀了。”除了精神上的极度紧张和焦虑外，家里的经济也陷入危机，全家四口仅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给母亲治病的钱只有到处去借。“当时，我们全家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要么母亲恢复正常，要么整个家跟着毁灭。”
尽管母亲的抑郁症已经治好几年了，但由此带来的影响却至今困扰着高小姐一家。“首先，我们全家至今还被失眠困扰，而且精神也容易焦虑。尤其我爸，只要我妈一出门，他就坐立不安，要求母亲随时给他报告行踪。其次，我和妹妹由于没上大学，工作都找得不如意。我家经济状况至今不太好，账还是前两年才刚还清。”
最后，高小姐的感叹发人深思：“中国的自杀预防大多都靠自杀者的亲人来独立承担，没有社会支持，没有相关组织援助，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太沉重了，弄不好全家人都毁了。那时候，我们多希望有谁能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和指导呀！”
人们为什么要自杀？
自杀是疾病，还是冲动？
自杀可以预防吗？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没有人来回答这些问题。由于文化及其他原因，研究自杀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禁区。直到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才意味着正式放开对这一科研领域的研究。
从科学研究到临床干预，又经过了8年。2002年12月3日，我国首个经政府批准成立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同时开通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它意味着中国正式以科学的态度开始对自杀行为进行干预。从那时后，全国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采用热线、网络、门诊等方式，实施心理危机救助，更大范围和层次地进行自杀干预。
但中国式自杀干预，似乎从开始起就是在禁忌和无知中，艰难前行。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说，每年9月10日“国际预防自杀日”就像他们的春节，只有这一天，宣传自杀干预才显得光明正大；而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单怀海，从2003年起就一直在努力，试图通过人大提案成立上海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在北京，某大学教授徐坤自发创办了老年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可一条自杀干预热线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变身老年征婚热线。还有陈思，南京长江大桥上的生命守望者，他救助自杀者的行为价值，至今一再被人质疑……
我们对中国自杀干预的调查就从他们开始。
北京，回龙观的榜样力量
回龙观医院是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这类医院一般都建在城市的边缘处，回龙观医院也不例外，位于京郊五环以外。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地位。在中国，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赫赫有名。中国做自杀干预的人，没有不知道回龙观医院的。“回龙观”几乎成为了自杀干预行业的标准。有的人试图靠近它，有的人则想挑战它。
费立鹏，一个干预中国自杀的外国人
加拿大精神病学专家费立鹏是这个标准的建立者。
1985年，费立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湖南医科大学，这是他22年中国生活的开始。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院学习时，费立鹏确定自己今后一定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域工作。199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建立起DSP系统（全国疾病系统监测网）。这是一个覆盖1000万人口的网络，以它提供的公共卫生数据来推论全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当时，费立鹏正任职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他借助DSP平台，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做“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的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功焕说，“这种结合，使中国对自杀的研究有了科学的方法。”
研究从填补空白开始——根据卫生部的死因登记系统和疾病监测点的死因登记系统的资料，对全国的自杀率和自杀特征进行分析，开展自杀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连续收集了全国30家综合医院1万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回顾性资料，以及3000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前瞻性资料；在中国北部四个地区开展公众对自杀态度的研究；对数百名正常人、数十名自杀未遂者、医生、地方干部开展了各种专题小组讨论和个体深入访谈……
“自杀，一个就太多了！”
最后，所有的调查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也就是费立鹏反复强调的那个结论——“自杀的预防是一个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２００２年，在费立鹏的主持下，回龙观医院终于获准成立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本来它的名字应该叫自杀研究与干预中心，但未能通过。
与中心同时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还有一条免费热线：8008101117。它是中国第一条免费自杀干预热线，也是迄今为止同类热线中最专业的。该热线有20个专职接线员，经过六个月培训后上岗。12条免费热线热得发烫，接线员能回答的来电大约只有12%，88%的求助者根本打不进去。最可怕的是，本来已经很拥挤的热线，还常常受到无聊者的骚扰。这成为费立鹏的一个大烦恼：他担心有自杀念头的人会因为占线而失去了被挽救生命的机会。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还定期成立开展“自杀者家属心理互助活动”，让自杀者的家属通过互相接触和了解，在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相互交流和帮助，共同走出抑郁和悲伤，防止他们成为下一个自杀者。
自中心成立起，他们就设置了三个目标：促进“危机精神病学”学科的形成，为预防和应对自杀与其它类型心理危机，发展一个基于社区的服务网络，提供和培训相关专业人员；促进建立一个关于自杀和其它心理危机的非政府机构；促进“中国国家预防自杀计划”。只有实现这三个目标，“在未来8年内，将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每年挽救5至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未遂”才有可能成为事实。费立鹏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们要起步了，不应该再等待了！”他提出“自杀，一个就太多了！” 、“预防自杀人人有责”等口号，并带领的团队努力实现着。
几年时间过去了，他们的目标实现得怎样？我试图寻找答案，但多次与龙观医院宣传部接触，他们都表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没有那么多精力来配合媒体。
南京，“做秀时代”的自杀干预
作为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很忙。一遇到跟自杀有关的报道时，电视、电台、报纸都喜欢找他，“因为现在搞临床心理学的人太少了”。张纯格外抢手还有另外的原因，和精神科医生相比，从文艺理论研究转行心理学研究的他说话通俗易懂，还很煽情，“更适合媒体和大众的口味。”
有一次，某电视台给张纯打来电话，说有人想自杀，他们要去做节目，邀请张纯担任心理专家进行干预。但当时张纯正忙着，没时间去。于是电视台决定去给想自杀的人做思想工作，请他晚几天再自杀。“没想到，那人也居然同意了！”张纯讲得哈哈大笑。他认为，媒体带坏了风气，连自杀这样的黑色事件都能有办法做秀。而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张纯的角色意识很强，从事自杀干预工作，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让他体会到自己存在的重大价值，“我总感觉有人在等我，我对他们有责任。”
以前，有一个人等过张纯，那人是张纯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他给张纯打电话，希望两人能见面聊聊。那天电闪雷鸣，张纯不想出门，说有事明天再讲。第二天，他听到了同事的死讯。张纯非常后悔，他无意中失去了拉同事最后一把的机会。这件事成为张纯介入自杀干预的直接动机。此外，还有一个间接动机：张纯曾经历过一个场面非常惨烈的自杀——自杀者直接用雷管贴在后脑勺上引爆。张纯自己也曾自杀过，由于连续两次高考失败而跳河自杀，可因河水太浅而失败，此后张纯便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还考上了大学。所有这些都促使张纯投身自杀干预，“有些自杀实际上是境遇性的，遇到事情走不出那个圈子，一旦走出，天地宽得很，每天都是新的太阳。”
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人解决问题。
社工模式：
“自杀干预范围必须扩大，不仅仅只对求助者一个人负责，还需要介入求助者的家庭，同时动用社会力量来改善社会环境……”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正式注册时间是2004年11月28日。此前，张纯办了一个中华心理教育网。由于自杀是心理危机的一种极端表达形式，所以网站偶尔也会以志愿者服务队的形式，在南京从事自杀干预工作。2004年，因为南京出了好几起学生自杀事件，团市委受市政府的委托牵头来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团市委没有专业人才，也没有钱，就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张纯一口答应下来，拿了团市委一个批文，在中华心理教育网办公室挤出空间，挂牌成立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同时还搞了一个中华自杀救援网。
谁知道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一被公布，就不再仅仅是南京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救援电话了，它成了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自杀救援电话，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人打电话求助。“一不留神，我们成了自杀救援者，而不是心理工作者。”开始自杀救援，张纯的团队完全是仓促上阵，他们急需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储备。
最初能够找到的资料都是医学模式的，主要来自回龙观医院，它是国内研究自杀干预的领军机构。张纯从资料上得到的认识是，自杀是种病，要从病的角度干预，“可后来做着发现不对，有些人没病，但兴趣就指向自杀。”张纯又怀疑是心理原因导致一些人行为出现偏差，于是试图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可还是不行。“有个女人被救下来，我们做了简单的疏导后，她暂时打消自杀的念头，派出所请家人把她接回去了。结果三天后，她在同一个地方又跳下去了。一调查才发现，她是家庭暴力。”
几次类似的干预失败后，张纯意识到单纯从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干预，并不能完全解决自杀的问题。一个人想死，除了自身的心理环境出现变化以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可能也是原因。 “如果把这个生命的标本放回他原来的环境中去，同样压力和困惑依然存在的话，还是不能避免下一次自杀行为的发生。”
现在，张纯把他们使用的方法称为“社工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自杀行为的发生与环境有关，包括内心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因此自杀干预范围必须扩大，不仅仅只对求助者一个人负责，还需要介入求助者的家庭，同时动用社会力量来改善社会环境，这样自杀救援的手段更多，面更广，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多。
社工模式的成功与失败：
运用社工模式，张纯的团队有数次成功干预的案例。
去年马鞍山一学生跳楼自杀，张纯主动希望介入，对自杀者同班同学进行干预。“因为自杀具有‘传染性’，像华南农业大学，一个月之内有3个人从同一个地方跳楼。”最后，有关部门同意他们给学生做40分钟心理支持。“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下午，全体同学嚎啕大哭，其中一个和死者关系最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厉害，因为他认为同学的死和自己有关，如果我们不做团体咨询，他可能会永远地自责，永远地痛苦。”
不过，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今年春天，一个27岁的白血病患者撞墙自杀。“他5岁就得了白血病，当时他生的愿望非常强烈，社会对他的支持也很好。”小伙子被救下后24小时后，张纯和电视台的人同去进行干预。“他房间里全是足球明星的照片，充满了阳光和力量。他躺在床上，我拉着他的手，想跟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什么都别说，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我已经考虑了22年，没有人比我更有感触，我现在累了，需要休息。”小伙子不愿意和张纯说话，只对爸爸说，想理个发，还请爸爸顺便把桌子收拾一下。“当听到他叫父亲把电脑拿下来时，我就意识到，可能在48小时之内，他还会有自杀行为。要知道，电脑一直是他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张纯心里很着急，他只能警告这位父亲注意防范，并明确指出了危险源：窗户。“他的床靠着窗子，当时正是春天，万物复苏，而唯有他的心在冬天。这会刺激他，同时给他强烈的心理暗示：阳光就在外面，跳下去能融入到阳光之中。当时我劝他父亲给换个房间，父亲很自信说不会了，他24小时跟着。结果，当天晚上，他对爸爸说想小便，父亲去厕所拿用具时，他跳下去了。不过，对外宣布的是自然死亡。”
这件事让张纯很虚弱，“眼睁睁地看到生命的花就要凋零，可我却无能为力。当一个人生与死已经放得下的时候，作为我们来讲，手段太少。我们只能被动地预防。”
他还深深地自责，“当时是跟电视台一起去的，他们坚持要送鲜花，其实对一个有强烈死亡意念的人，绝不能送鲜花，鲜花让人感觉生命短暂。可人家为了镜头好看，要送，我没有坚决反对……” 这是媒体无知的错误。
由于社工模式的需要，张纯经常和媒体合作。他清楚借助媒体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对自杀干预很有帮助。“但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它是一柄双刃剑。”
法律困境：
“我们的工作和119救人救火是一样性质，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张纯其实很清楚，不管采用哪种干预模式，立法才是最重要的支持。“没有法律做基础，政府连财政预算都没办法给你做，更别说如何来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以及实施手段。”“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谁赋予你权利呢？”张纯一直很疑惑：“我们的工作和119救人救火是一样性质，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一天深夜，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接到一个来自江西南昌的电话：“两个人因为父母不同意他们恋爱，决定跳楼殉情。断断续续4个小时的通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非常焦虑，给那边110、119、120打电话，还给当地的精神病院打，可没有任何人支持。当地110问我们具体情况，我们又答不上，他们认为是骚扰电话。我说一般人不会来骚扰，他说110都有人敢骚扰，何况你那电话呢。”对方不接警，张纯很郁闷，“我们确实也不符合人家报案的条件，如果我们自己有装备，有GPS定位系统，知道电话从哪里打来的，不就好了吗。”最后，电话断了，没有人知道那对男女的结果。
大约四天以后，热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我们是谁，问我们是不是认识谁……”打电话的人就是殉情女孩的父亲。他拨打了从女儿手机上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想知道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如果有个联动机制的话，他们就能得救了。”张纯痛心地说。
张纯有些不服气，他觉得不公平。按照国务院规定，如果一次性死亡3个人，在几个小时必报国务院，属重大灾情。国务院有副总理24小时值班的，处理危机，如果群体自杀，政府会紧张。可为什么个体自杀，每天死一个，就没有人去管呢？“医院里连确诊为晚期癌症，已经没治了的的病人，都没有谁放弃治疗，为什么自杀救援工作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在很多国家都有《自杀救援法》，对于自杀未遂者，24小时以后必须强制接受16小时的心理辅导。“到时社工就会来找你，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但张纯他们现在不但没有这个权利，而且还心虚。“我们这段时间跟媒介联合起来做干预，经常看到有人从立交桥、高楼往下跳，说实话，每次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非常害怕，如果把人救下来，那是你谈判专家的职能；如果失败了，家属可能会来找你的麻烦。到时我有法律来为我的行为做支撑吗？”
在张纯看来，从理论上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为自杀救援立法的条件，“一个是中国自杀人数的庞大，另一个是政府正在提倡和谐社会，还有一个是社会发展水平也到了这一地步。恩格尔系数在40%左右徘徊，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诉求已经充分地张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促进立法，顺乎天，应乎人，一定赢得民意。”
面临难题：“经济上枯竭，心理上枯竭，还有知识上枯竭。”
因为缺乏依据，不好做财政预算，到目前为止，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没有获得政府一分钱的投入。其主管单位团市委每年只有10万元的经费，自顾不暇，中心的自杀干预费用由中华心理教育网来支持。近三年的时间做下来，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自杀干预这个职业很艰难，“经济上枯竭，心理上枯竭，还有知识上枯竭。”
但他还是充满了热情，因为他相信，在生与死的时刻，有人需要他的帮助。张纯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南京地区做生命态度调查。去年他们的调查数据是，南京地区有46﹒36%的人曾有过“活着不如死了好”的念头，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萌生过自杀意念。
人出现自杀念头后，通常会用各种方式向家人、朋友透露，如问“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想我”一类的话，对“死还是不死”进行评估。这个评估结束后，下一个评估又来了——用什么办法死好呢？女孩子一般会吃药、割腕，因为那样死得有尊严，尤其是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的自杀。每个人都会寻找一些自杀方法，自己进行评估。尤其是一些白领，甚至会看哲学书，把生与死升华到哲学层面。因为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很恐惧的事，从哲学层面去探讨，能够给人心理上一个强大的支撑。虽然经过充分的评估，但是临死以前，很多人还是不能确定，毕竟死亡是没有经验可以总结的。所以在最后5分钟，他会极度地焦虑，想打电话找个高人给他指点迷津，这个高人就是自杀干预人员。人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才会自杀。整个过程，有的人可能在自己心中酝酿了几十年。”
如果以上整个过程分析是正确的，那自杀干预人员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去年，南京自杀干预中心显示一级警戒的警钟敲了176下，它意味着每隔两天有一个人到达自杀的最后阶段。但张纯不能确定那176个人是否最终放弃了自杀，因为热线最大的作用是干扰，“我能够给他解决的是暂时不死，救他一时。要救他一世，必须改变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内心环境。这需要全社会的力量。”
令人惋惜的是，全社会对张纯最感兴趣的只有每年9月10日“国际预防自杀日”。那是张纯最风光的一天，“全世界的人民都爱我，全部媒体都来逛一遍，同样的话要讲好几遍，非常得意。可过了就没我什么
民意调查：扬言自杀者，该救，还是该罚？
自杀干预立法，他们正在努力
——“建议为预防自杀立法活动”
本刊记者 曾榛
“建议为预防自杀立法活动”是一个志愿者活动，由“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发起并实施，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界。2006年11月11日，“建议为预防自杀立法活动”正式启动，并成立了建议预防自杀立法活动工作组。工作组经过3个月的调研和努力，参阅了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文件、地方性行政法规；参照国际社会诸如欧美的国家级预防自杀对策、日本《自杀对策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政策经验；结合我国危机干预工作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起草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杀研究与干预条例（建议草案稿）》及其条例解释案。建议草案稿共九章、一百四十九条。条例说明案超过20万字，分立法依据与参考、立法说明和参考案例，详细说明了条例的立法依据、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其中内容包括：1、法律意义上严禁自杀；2、建立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3、建立自杀未遂报告系统；4、对可能用于自杀的工具特别是农药和一些精神病药物控制；5、允许或鼓励建立国家与地方自杀预防计划；6、允许或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出资出力在全国各地建立自杀研究与预防中；7、允许或鼓励成立相关的志愿者组织或协会。建议为预防自杀立法工作组目前正通过各种形式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邮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杀研究与干预条例（建议草案稿）》及其条例说明案，并听取大家意见。该活动网站：http://www.gasmwlx.com
新闻链接：２００６年６月，日本国会通过《自杀对策基本法》，其中规定了预防自杀的对策及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民意调查：扬言自杀者，该救，还是该罚？
72.5%认为该罚，48.4%认为该救，仅12.7%表示同情
本刊记者 曾榛
调查背景：西安市公安局于２００４年4月下旬下发了《关于妥善处置以攀爬设施的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通知》。《通知》指出，一段时期以来，个别人为解决民事纠纷，攀爬供电、通信、水塔等公共设施及其他民用高大建筑物，扬言自杀，要挟他人。这种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对此类行为除及时实施营救外，公安机关还应根据其行为对公共秩序造成的危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２００４年５月，“友邦顾问”采用整群抽样CATI电话访问的方式，调查京、沪、穗三地公众对“扬言自杀”行为的看法及对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态度：
48.4%认为“扬言自杀者”该救
72.5%认为有必要出台制度惩治“扬言自杀者”
12.7%认为“扬言自杀者”值得同情
31.0%认为《通知》能有效减少“扬言自杀者”
70.2%认为有必要成立自杀干预中心
京、沪、穗三地比较：
认为“扬言自杀者”该救北京41.9%上海64.1%广州37.1%
赞同对“扬言自杀者”予以处罚北京65.6%上海88.7%广州65.5%
认为《通知》能有效减少“扬言自杀者”北京18.6%上海51.0%广州19.8%
自杀干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份力——
本刊记者 曾榛
“预防自杀人人有责。”如果发现自己周围有自杀先兆的人或者自杀种迹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帮助或者关心他们。那么我们怎样能发现自杀者的先兆，又该如何去实施帮助呢？
专家指出，有自杀危险人群大多具备6个特征：
1.心情忧郁或抑郁
2.近期，特别是最近两天，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的生活事件
3.近一个月生活质量很差
4.长期的生活、工作或心理压力
5.既往有过自杀行为
6.亲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
如何帮助有自杀念头的人，专家建议：
1.保持冷静和耐心倾听
2.让他们倾诉自己的感受
3.认可他们表露的感情，不要进行评判，也不试图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感受
4.询问他们是否想自杀：“在你痛苦、绝望的时候想到要结束生命吗？”
（询问一个人有无自杀念头不但不会引起自杀，反而可以拯救生命。）
5.不要轻视，当他们说要自杀时应认真对待
6.如他们要你对其想自杀的事情给予保密时，不要答应
7.让他们相信可以获得所需要的帮助，并鼓励他们寻求这些帮助
8.说服其相关人员共同承担帮助他们的责任
9.如果你认为他们当时自杀的危险性很高，不要让其独处，要立即陪他们去心理卫生服务机构或医院接受评估和治疗
10.对刚刚出现自杀行为（服毒、割腕等）的人，要立即送到最近的急诊室进行抢救
后记
２００７年“国际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贯穿终生的自杀预防”。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认为，从终生的观点来研究自杀能够增进对自杀行为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年轻人的自杀率有显著的增加，自杀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此外中国等很多国家人口逐步老龄化，老年人自杀和自杀未遂的绝对值以及自杀和自杀未遂率均将有所上升。IASP希望促进对不同年龄群自杀的认识，这将鼓励自杀预防活动的扩延，使得自杀预防活动从整个年龄段的自杀负担而言变得均衡。
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珍爱生命，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