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妻子忙着结婚的事。

新房是父亲在的时候单位里分的那一种，两室一厅，布局很简单，我们计划母亲用一间，我和妻子用一间，这样也算是勉勉强强能够住下。

既然结婚，准备做婚房的那一间，肯定是要置办一些东西的。原本放在那间屋子里的一部分旧件，被搬到母亲住的那一间里去了，但还有不少，怎么也塞不过去了，便和母亲商量，是不是可以处理了。母亲想了又想，说，随便你们吧。这样就算是定下来了。

其实，即便被母亲同意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按照我和妻子的看法，也是没有多少留下来的价值，只是母亲舍不得，所以也就由着母亲这儿塞上一点，那儿塞上一点。

母亲有一对红木箱子。很笨重的那一种。原本也是被列入进清理之列的。开始母亲是点过头的，但我能看出来，母亲想一直拖到我们办事才出手。

等到了那一天，母亲还是没有能下最后的决心，这样，这对“老古董”又重新被留了下来，被母亲塞到了她的床下。

听母亲说，红木箱是母亲结婚时从娘家当作嫁妆陪了来的。过去一直放在母亲的炕沿上。当时在我们家不多的家具中，这两个油得红亮亮的箱子也算是一套很有份量的大件。

后来，我们居家南迁时，母亲从老家唯一带出来的也就是它们。等父亲把家安排下来，家里的家什陆陆续续的有了不少新的添置。但这在母亲心中，却总也不能代替那两个随着这个家一路颠簸过来的箱子。

再后来，大批知青去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下放过。因为同去的知青中，大都有一个可以存放钱物的箱子，我姐姐看见了，也想有，就和母亲商量，是不是可以把那两个木箱中的一个带走。

这让母亲很为难，怕委屈孩子，又怕委屈箱子，思来想去，才决定给做了一个小不点的木匣子。等我姐姐用上，已经在农村里呆了小半年了。

我哥哥是随着最后一批下放知青走的，母亲依旧心疼了好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同意，他可以带走家里那两个红木箱子中的一个。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那是母亲在红木箱上做出的最大的牺牲。

我哥哥却没有要，嫌大，不好看，而且已经旧的不成样子了。后来，他也得到了一个新打的木头匣子。

大概就是从这件事以后，随着家境的好转，红木箱已远远被除母亲之外的家里人所淡忘。

只有母亲，还在每年天暖的时候，把它们搬到阳光下面，认认真真的擦一擦，再晒一晒。好像那些过去的日子，都被她寄放在了箱子底似的。

那天，我孩子看见了这两个红箱子，上去用新皮鞋踢了一脚，问我，这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